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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治理河道衙门官员称作“河工”，河工生活之奢侈，扬名当朝。奢侈到何等程度，清人金安清在《水窗春呓》中对乾隆、嘉庆年间“河工”生活有这样的记述。

乾隆末年，清朝河道总督衙门内的职能部门之一的首厅“必蓄梨园”，竟然拥有自己的戏班子，也就是所谓的“院班”、“道班”。到了嘉庆时期，奢侈风气尤其浓厚。每年过了霜降这一节气后，首厅官员们便用数万金到苏州召请著名艺人，为庆祝平安度过河流的秋汛而演戏。

河工们的公费吃喝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每年到了九、十、十一这三个月，就大摆宴席，吃喝玩乐。待宾客到来后，自上午七、八点直至半夜，只要宴席不散，就上菜不断，盛菜的小碟多达一百几十种。厨房中有煤炉几十个，一个厨师只负责一道菜的烹饪，不必看别人怎么做。只要各人自己分管的菜肴上了席，他便可以轻松地出外游玩了。

当时有个绍兴人叫张松庵，特别善于财务管理，他垄断了整个治河疏浚工程的钱财供应工作。他整箱购买燕窝，一箱燕窝就需耗费数千金，他购买建兰、牡丹等名贵花卉也耗费了上千钱。就连宴席上用的柳木牙签，一钱可以购十多枝的，张松庵也要开具报销，数目高达数百两至千两银子。至于宴席上食用的海参、鱼翅等山珍海味费用，报销就高达上万钱。

河道总督衙门官员们所穿的皮衣，大抵不从市场上购买，都是在夏秋之季，专程用车运载数万金到关外，去购买整块的狐皮回来，命制作皮货的工匠按照各块皮的大小，根据各块皮的类别情况，分成大毛、中毛、小毛等，因此制作的皮毛上的颜色都很均匀，整洁而且挑不出毛病，即使是京城的大皮货店的皮货也比不上他们的完美。他们缝制的衣服所用的苏杭绸缎，每年都一定要自己设计花样颜色，让纺织工匠另外纺织。每一件花色的绸缎只制作五件，那就是大襟一件、短襟一件、斗篷一件、外褂一件、马褂一件。

“河工”生活中最奢侈最浪费的部分，是“宅门以内”，即住房也。他们家中正房之中，没有一盏油灯，没有一样是用布匹制作的物品，这是因为他们上上下下都是让人举着蜡烛照明，即使妇女用来缠足的裹带，也不用布做。他们及家人佩戴的装饰品，如珠宝、翡翠、黄金、玉器等，就更是数不胜数了。这些官员们胸前所佩戴的朝珠、衣带上的玉板、手上的戒指等物动不动就值千金。如琪南珠、有霞彩花纹的披肩、头上插戴的金玉饰品就价值三千金。若把琪南珠挂在胸前，“香闻半里外，如入芝兰之室也”，半里之外都能闻到它的香气，就好像进了种有芝兰的房间一样。

每逢吏员齐集来到长官衙门，向长官请示公务的日子，竟然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各贾云集，书画玩好无不具备”。各行业的商人云集到长官衙门，向官吏们出售丰富多样的书画玩物。其时，还有个故事。琦侯担任两江总督的时候，非常欣赏元朝人王野云所画的《龙舟图》长卷。图中画了几千人，但没有一个面目相同的人。琦侯已经还价到了一千五百金，第二天来买时，却被河道衙门中一个姓万的官员以两千金买走了，气得琦侯立即到皇帝那里去弹劾了那个姓万的河工。

《水窗春呓》中揭露的只是清代河工侵贪奢侈的冰山一角而已。河工腰包之厚，油水之肥，他们的起居饮食堪与广东洋商、两淮盐商相媲美，怪不得落榜之士及各省所罢官员都以河工为“金穴”，纷纷钻营求进。

河工侵贪奢侈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从客观上讲，是治河之难。黄河夺淮至清代已有四五百年的历史，淮河下游河道的淤积日益严重，黄、淮、运相交的清口一带的形势更为复杂。因而，清政府将黄、淮的治理作为重点，并投入巨额经费。仅以乾隆朝为例，治河工程费用平均在每年200万两左右，如此，整个乾隆朝的河工费用为1亿多两。

另从主观上讲，是对河工贪污行为打击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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