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3月6日，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出生于阿拉卡塔卡，一个很小的哥伦比亚镇子，附近有一座叫做“马孔多”的香蕉种植园。40年后的1967年，经过创作上多年的挣扎与挫折之后，他的第五本书《百年孤独》出版，“马孔多”即是书中神话般的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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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孤独》一经出版便引发了“一场拉丁美洲的文学地震。批评家们将此书视为虚构艺术的杰作，公众有条不紊地将新版本抢购一空……”此后两年间，《百年孤独》各个语种的译本获得了极高的赞誉，名与利随之而来，1971年，马尔克斯接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荣誉学位而难得重返纽约。早已追逐他数月之久的美国记者丽塔·吉伯特逮个正着，于是有了下面这篇访谈。
在访谈中，马尔克斯对暴涨的名利还不太适应，“读者似乎像蚂蚁那样从洞穴里冒出来”，对突如其来的巨大财富为自己带来的舒适感也颇为警惕：“当你解决了一系列物质问题时，就有一种要变成中产阶级、要把你自己关进象牙塔里的自然倾向，可我有一种冲动，也有一种本能，要从那种境地里逃脱出来——我的内心进行着那种拉锯战”。他耐心分享自己的创作方法，谦卑地称自己为“讲故事的人”——“我的天职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是讲故事的人……因为讲了一个好故事而受人喜爱：这是我真正的抱负。”
今天以此篇访谈纪念马尔克斯96岁诞辰，感谢他为世界留下无数杰作与思考。
小标题为编者拟，经出品方授权推送。
198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哥伦比亚作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拉美文化的影响下，马尔克斯本人比较“迷信”，出门时总要戴一朵黄玫瑰在胸前，认为可以消灾辟邪。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时，他也以此劝慰母亲，说他戴着黄玫瑰就不会在领奖时出现意外而死掉。
01“我厌倦了做加西亚·马尔克斯。”
吉伯特：《百年孤独》的成功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记得你在巴塞罗那说：“我厌倦了做加西亚·马尔克斯。”
马尔克斯：它完全改变了我的生活。曾经有人问我，记不得是在哪儿了，在那本书之前和之后我的生活是如何不同的，我说，在它之后“有了四百多个人”。换句话说，在那本书之前我有我的朋友，可现在却有大量想要见我、和我说话的人——记者、学者、读者。很奇怪……绝大多数读者对提问题不感兴趣，他们只想聊聊那本书。分开来看是非常让人得意的，但合起来他们就开始成为你生活中的问题了。我想要让他们都高兴，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不得不表现得吝啬了……你明白吗？例如，说是我要离开城里了，其实只是要换一家酒店。这是名角儿的做法，我向来是厌恶的，我并不想扮演名角儿。再说，欺骗人们，躲避人们，这么做是有一个良心问题的。尽管如此，我还是必须过自己的生活，于是就有了撒谎的时候。嗯，这可归结为一句话，比你提到的那句话更粗鲁些。我说：“我真他娘的受够了加西亚·马尔克斯。”
吉伯特：是的，但你不怕那种态度最终会把你隔离在象牙塔里，甚至会违背你的意愿吗？
马尔克斯：我始终意识到有那种危险，每天都在提醒自己有那种危险。因此几个月前我就去了哥伦比亚的加勒比海沿岸，从那儿一个岛屿接着一个岛屿地探索小安的列斯群岛。我意识到，从那些接触中逃脱出来，我就能让自己在任何地方生活都要交往的朋友减少到四五个。例如，在巴塞罗那，我们总是和四对左右的夫妻结交，我们和这些人事事都有共同之处。从我的私生活和我的性格来看，这是很奇妙的——这是我喜欢的，但有一刻我意识到，这种生活是在影响我的小说。我生活的顶点——成为一名职业作家——是在巴塞罗那达到的，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件非常有害的事情。我过着那种全职作家的生活。
卡斯特罗与马尔克斯
吉伯特：职业作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能描述一下吗？
马尔克斯：听着，我告诉你典型的一天是什么样的。我总是醒得很早，早上六点左右。我在床上读报，起床，喝咖啡，同时听收音机里的音乐，九点左右——小孩上学之后——坐下来写作。没有任何干扰地写到下午两点半，这是小孩子回家的时间，屋子里开始吵闹起来。整个上午我都不接电话……我妻子在那儿过滤电话。两点半和三点之间用午餐。如果前一天晚上睡得迟了，次日午饭后就会睡一小时的午觉。下午四点到六点，读书，听音乐——不写作时都在听音乐，写作时不听，因为要分散注意力的。然后出门去和约好的人喝杯咖啡，夜里朋友们总是到家里来。嗯，对职业作家来说，这似乎是一种诸事理想的状态，是他所追求的一切事物的顶峰了。但是，一旦到达顶峰你就会发现那儿是贫瘠的。我意识到，我会卷入一种完全是贫瘠的生活方式——和我做记者时所过的那种生活完全相反，和我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完全相反。我意识到，这对我正在写的小说有影响——一部基于冷淡体验的小说（在它不再引起我太大兴趣的意义上），而我的小说却通常是基于结合着新鲜体验的旧故事。这就是我去巴兰基亚的原因，那个我长大的城市，我最老的老朋友都住在那儿。但是……我走访了加勒比海的所有岛屿，不做笔记，什么都不做，在这儿过两天，然后接着在别处过两天……我自问：“我是干什么来的？”我对我做的事情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我是试图在给某个停止运转的机械装置加油呢。是的，当你解决了一系列物质问题时，就有一种要变成中产阶级、要把你自己关进象牙塔里的自然倾向，可我有一种冲动，也有一种本能，要从那种境地里逃脱出来——我的内心进行着那种拉锯战。即便是在巴兰基亚（我会在那儿住上一小段时间，而这大大关乎不被隔离的状态），我也意识到，由于我那种将自己局限于一小群朋友的倾向，我是在忽视让我感兴趣的一大片领域。但这可不是我，这是媒体强加的，我必须捍卫自己。如你所见，这只是另一个理由，可以让我为自己的工作毫无戏剧性地说：“我真他娘的受够了加西亚·马尔克斯。”
作者: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出品方: 新经典文化 译者: 范晔 出版年: 2017-8
吉伯特：你的问题意识会让这场危机的处理变得更容易些的。
马尔克斯：我感觉好像危机持续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比我的出版商想象的要长很多，比批评家想象的要长很多。我一直在接触那种正在读我作品的人，和四年前的读者有一样反应的人。读者似乎像蚂蚁那样从洞穴里冒出来。这确实是惊人的……
吉伯特：但这也不会让你觉得不受用呀。
马尔克斯：是的，我确实觉得非常受用，但难的是实际如何应付这个现象。这不仅是指那种体验——接触读过这本书的人啦，听听它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啦（我被告知稀奇古怪的东西），这是指受到欢迎的那种体验。这些书带给我的更像是歌星或影星而不像是作家的人望。这一切都变得非常奇妙，奇怪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从我在报社上夜班的那个时候起，我和巴兰基亚的出租车司机就一直很友好，因为我时常去和那些在街对面的出租车候客处泊车的人喝杯咖啡。他们不少人还在开车，现在我坐他们的车，他们是不想让我付钱的。但前天一个显然不认识我的人载我回家，我付钱时他悄声跟我说道：“你知道加西亚·马尔克斯住在这儿吗？”“你怎么知道的？”我问道。“因为我经常让他坐我的车。”他答道。你看到了，现象在发生逆转，狗在咬自己的尾巴……神话赶上了我。
02“大男子主义是怯懦的，是缺乏男子气概的。”
吉伯特：你写作时想要自觉地传达一种寓意吗？
马尔克斯：我从不考虑传达寓意。我的精神特质是意识形态的特质，我无法摆脱这一点——也不试图或是想要摆脱这一点。切斯特顿G. K. 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说，他可以从一只南瓜或一条电车轨道出发，讲解天主教教义。我认为，人们可以写《百年孤独》，或是写一个水手的故事，或是描写一场足球比赛，仍然保持其意识形态的内容。是我戴着的那副意识形态的眼镜在做出解释——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天主教教义，而是别的我无法确切地解释的东西。我并没有先入为主的倾向，要在我的作品中说这说那的。我只对角色的行为感兴趣，对那种行为是否典型或是否应受谴责不感兴趣。
吉伯特：你对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待你笔下的人物感兴趣吗？
马尔克斯：不感兴趣，因为那样就需要一种我并不具备的科学训练。出现的是相反的情况。我展开我的角色，作用于他们，相信我只是在利用其诗性的方面。当一个角色组装起来时，有些专家告诉我说，这是一种精神分析学的分析结果。于是我便面对一系列我并不持有的并且连做梦都从未见过的科学假设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精神分析之城，如你所知），他们有些人举办会议分析《百年孤独》。他们得出结论，说它代表了一种妥善升华的俄狄浦斯情结，天晓得还有什么别的玩意儿。他们发现，那些角色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是完全相干的，他们看起来几乎就像是病历。
吉伯特：他们也讨论了乱伦。
马尔克斯：我感兴趣的是姑妈和侄儿应该上床，而不是这件事情的精神分析的根源。
吉伯特：这一点似乎仍然很奇怪，虽然大男子主义是拉丁美洲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但在你的书中，是那些妇女才具有坚强稳定的性格——或者，如你本人所说，她们是具有男子气概的女人。
马尔克斯：这并不是有意为之的，批评家让我看到了这一点，由此给我设置了一个难题，因为眼下我在处理那个题材时觉得更加困难了。但毫无疑问，是妇女在家中——尤其是在拉丁美洲的社会构成中——的那种权力才使得男人能够大搞其怪诞奇异的冒险，而这一点造就了我们拉丁美洲。我是从外祖母过去常常讲的一个19世纪内战的真实故事中想到这一点的，那些内战几乎可以等同于奥雷良诺·布恩地亚上校的战争。她告诉我说，有个男人去参军，对他妻子说道：“该拿你的孩子们怎么办，你决定吧。”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妻子便成了那个养家糊口的人。从文学的角度讲，我明白，如果不是妇女负责殿后，19世纪的邪恶战争，在我国历史上如此重要的战争，就根本打不起来了。
马尔克斯与妻子梅赛德斯
吉伯特：这表明你并不是一个反对女权主义的人。
马尔克斯：我这个人肯定是反对大男子主义的。大男子主义是怯懦的，是缺乏男子气概的。
吉伯特：回到批评家这个话题……你知道，有些批评家含沙射影地说，《百年孤独》剽窃了巴尔扎克的《绝对之探求》（La Recherche de l’absolu）。1970年，冈瑟·劳伦兹（Günther Lorenz）在波恩召开的一次作家会议上提出了这个说法。路易斯·科巴·加西亚（Luis Cova García）在洪都拉斯的评论刊物《爱丽儿》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巧合还是剽窃？》（“Coincidence or Plagiarism？”）。巴黎的一位巴尔扎克专家马塞尔·巴尔加斯（Marcelle Bargas）对两部小说做了研究，注意到这样一点，一个社会和一个时期的恶习，如巴尔扎克所描绘的，被转移到了《百年孤独》中。
马尔克斯：这很奇怪；某个听说过这些评论的人把巴尔扎克的这本书给我送来，这书我还从未读过。尽管巴尔扎克是够激动人心的，我一度将能读到的他的作品都读了，但现在巴尔扎克引不起我的兴趣——不过，我还是把它匆匆翻了一遍。我突然觉得，说一本书取自另一本书是相当轻薄肤浅的。另外，即使我做好准备接受这一点，我以前读过这本书并决定对它进行剽窃，那我的作品大概也只有五页可能是来自《绝对之探求》，而且说到底是一个角色，那个炼金术士。嗯……你说说看，五页和一个角色，比起并非来自巴尔扎克作品的三百页和两百个左右的角色。我觉得批评家应该继续搜索两百本别的书，弄明白其余的角色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除此之外，我一点儿都不怕剽窃的想法。假如我明天必须写《罗密欧与朱丽叶》，那我就会写它的，我会觉得有机会再写一写它是很奇妙的。关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我已经谈了不少，我相信这是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书；从第一次读它到现在，我都惊诧于它那种绝对的完美。有一次，在哥伦比亚海岸的一个地方，我碰到和《俄狄浦斯王》的戏剧情境很相似的一个情境，我考虑写篇叫作《俄狄浦斯镇长》的东西。既然这样，我就不会被指控为剽窃了，因为我应该是以称他为俄狄浦斯开始的。我认为剽窃的想法已经结束了。我自己就能说明我在《百年孤独》的什么地方发现了塞万提斯或拉伯雷——不是关于品质技能，而是由于我从他们那儿拿来放在里面的东西。可我也能逐行指着这本书——这一点是批评家根本就做不到的——说明每一行源自真实生活中的哪个事件或回忆。和我母亲谈这种东西是非常奇特的体验。她记得许多插曲的起源，描述起来自然比我更忠实，因为她没有把它们当作文学来精心加工。
03“最精彩的事情就是讲一个故事并且为了那个故事而当场死去。”
吉伯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
马尔克斯：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开始了。我记得最早是“画漫画”，现在我意识到这可能就是了，因为我还不会写字。我总是试图找到讲故事的方法，我执着于文学，因为它是最容易接近的。但我认为，我的天职与其说是作家，不如说是讲故事的人。
吉伯特：这是因为与写作相比你更喜欢口头说的话吗？
马尔克斯：当然是了。最精彩的事情就是讲一个故事并且为了那个故事而当场死去。我觉得理想的事情应该就是把我在写的这部小说的故事告诉你，我确定它会产生我通过写作而试图获得的那种效果，但用不着费那么多力气。在家里，在一天中的任何时间，我讲述我的梦，发生在我身上的或是没有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我不跟我的孩子们讲假想的故事，而是讲已经发生的事，他们很喜欢听这种东西。巴尔加斯·略萨在他正在撰写的关于文学职业的那本书中，即在《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故事》中，以我的作品为例，说我是趣闻轶事的温床。因为讲了一个好故事而受人喜爱：这是我真正的抱负。
吉伯特：我读到的文章说，写完《族长的秋天》你就打算写短篇小说而不是长篇小说了。
马尔克斯：我有一个笔记本，我把想到的故事草草记在里面，为它们做笔记。我已经有了六十个左右的故事，我的设想是要达到一百个。奇妙之处在于内在的细化过程。故事——它大概是源于一个短语或一个事件——要么是刹那间有头有尾地出现在我脑海中，要么根本就不是这样。它没有起点；角色只是到来或离开。我给你讲一则趣闻吧，它可以让你知道我是如何神秘地到达一个故事的。在巴塞罗那的一个晚上，我们有客人在，这时灯突然熄灭了。由于是局部故障，我们便派人去叫电工。他在修理时，我举着蜡烛为他照明。我问他：“这灯到底出了什么鬼毛病？”“灯光就像水，”他说道，“你拧开龙头它就出来了，它流过去的时候，仪表就将它显示出来。”刹那间，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来到了我身边——
在一个远离大海的城市里——这城市兴许是巴黎、马德里或波哥大——在一幢楼房的第五层楼上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孩子一个是十岁，一个是七岁。有一天，孩子们请求父亲送给他们一艘划艇。“我们怎么能够送给你们一艘划艇呢？”父亲说道，“在这个城市里你们能拿它做什么？夏天我们去海滨时，就可以租用一艘的。”孩子们很固执，坚持想要一艘划艇，父亲这才说道：“只要你们学习成绩名列前茅，我就送你们一艘。”他们名列前茅，父亲便买了划艇，他们把它搬到五楼时，他就问他们：“你们打算拿它怎么办？”“不怎么办，”他们答道，“我们只是想要拥有它。我们要把它放在我们房间里。”一天晚上，父母亲去看电影了，这时孩子们打碎了一只电灯泡，灯光开始流泻出来——就像水那样——流满了整个屋子，有三英尺深。他们取了船，划了起来，穿过卧室和厨房。到了父母亲要回家的时候，他们就把它收起来，放在自己的房间里，拔出插头，好让灯光流干，把灯泡放回去，然后……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变成了如此美妙的一个游戏，以至于他们逐渐让灯光积得更深，戴上墨镜，穿上脚蹼，在床铺和桌子底下游泳，练习水下捕捞……一天晚上，街头过路人注意到从窗子里流出来、泛滥于街道上的灯光，便派人去叫消防队。消防队员把门打开，这时他们发现，孩子们太专注于他们的游戏，竟然让灯光漫到了天花板，他们漂浮在灯光中，淹死了。
这个有头有尾的故事，就像我告诉你的那样，是怎样在刹那之间出现在我的脑海里的，你能告诉我吗？不用说，像我经常做的那样，每一次我都会找一个新的角度来讲述它（把一件事换成另一件事，或是加上一个细节），但想法仍然是一样的。这里面毫无深思熟虑的东西，毫无可预料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任想象力摆布，是它在说“是”或“不是”。
吉伯特：你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了吗？
马尔克斯：只是做了笔记：7号，“淹死在灯光中的孩子们”。仅此而已。不过，我把这个故事装在脑子里，像所有其他的故事那样，时不时地做些修改。例如，坐上一辆出租车，想起57号故事。我把它彻底做了修改，意识到，在我突然想到的一个小插曲中，我想象中的那些玫瑰根本就不是玫瑰，而是紫罗兰。我把这个改动纳入我的故事，在脑子里记下它。
吉伯特：记性真好！
马尔克斯：不是的，我只是把对我而言没有文学价值的东西忘掉罢了。
04“在写作上我是一个傻瓜。”
吉伯特：你就从未想过当演员吗？
马尔克斯：我在摄影机或麦克风前面拘谨得要死。但无论如何我都会是作家或导演。
吉伯特：你曾经说道：“我是出于胆怯而成为作家的。我真正的爱好是做魔术师，然而，每当我试图变戏法时，我都会变得那么困窘，以至于不得不逃到文学的孤独中去避难。就我而言，当作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在写作上我是一个傻瓜。”
马尔克斯：你引这段话真是引得蛮有意思！我真正的使命是成为一名魔术师，这一点和我告诉你的完全一致。在沙龙里把故事讲好，就像魔术师从帽子里扯出兔子来，这会让我开怀的。
吉伯特：写作对你来说真有那么费劲吗？
马尔克斯：这活儿太难做了，向来都是难上加难。我说我是出于胆怯而成为作家的，这是因为，我应该做的就是把这个房间填满了，出门去讲我的故事，但我的胆怯不让我这么做。如果有两个以上的人坐在这张桌子旁，我就没法进行我们这场对话了；我会觉得我控制不了听众。因此，每当我想要讲故事时，我就以书面形式来讲述，独自坐在房间里，努力工作。这是痛苦不堪的工作，但是令人激动。攻克写作的难题是如此让人开怀，如此让人兴奋，足以补偿工作中的一切……这就像是生孩子。
吉伯特：从1954年和罗马的电影实验中心初次接触以来，你写了剧本，导演了片子。这种富于表现力的媒介不再让你感兴趣了吗？
马尔克斯：不再感兴趣了，因为我在电影这一行所做的工作向我表明，作家能圆满做成的东西是很少的。涉及那么多利益，那么多妥协，到头来原版故事留下很少的一点点。然而，我如果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就可以写我真正想写的东西。我就不必忍受编辑说的话：“把那个角色或那个小插曲去掉，另外加一个进去。”
作者: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出版社: 南海出版公司 出品方: 新经典文化 译者: 杨玲 出版年: 2022-5
吉伯特：难道你不认为电影的视觉冲击力比文学的要强？
马尔克斯：我曾经是这么认为的，但后来我意识到了电影的局限。和文学相比，那种视觉外观恰恰使它处于劣势。它太直接，太强劲，以至于观众很难超越它。在文学中，人们可以走得更远，同时产生一种视觉、听觉或任何其他类型的冲击。
吉伯特：难道你不认为长篇小说是一种正在消亡的形式？
马尔克斯：如果它要消亡，那是因为写它的那些人正在消亡。很难想象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像目前那样有那么多的小说被人阅读。发表在男女都阅读的所有杂志上以及刊登在报纸上的所有长篇小说，与此同时，对几乎是文盲的读者来说，有那种美化小说的连环漫画可以读。我们可以开始讨论的是那些被阅读的小说的质量，但这和大众读者无关，只和国家赋予它们的文化水准有关。回到《百年孤独》这个现象（我不想知道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也不想去分析它，目前也不想让其他人去分析它），我听说读者，未受智力训练的人，他们直接从“漫画”转到这本书上来，就像对待他们被给予的其他事物那样，饶有兴趣地阅读它，因为他们在智力上低估了它。是那些出版商，他们低估大众，出版文学价值极低的书籍；稀奇的是，那种水准也会消费像《百年孤独》这种书。因此我认为，小说读者多如牛毛，小说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都被阅读，在全世界都被阅读。讲故事永远会是有趣的。丈夫回到家中，开始跟妻子讲他经历的事……或是没有经历的事，结果妻子相信确有其事。
吉伯特：在和路易斯·哈斯（Luis Harss）的访谈中你说道：“我有固定不变的政治观点……而我的文学观念却是随着我的消化而变化的。”你今天早上八点钟的文学观念是什么呢？
马尔克斯：我说过，任何不自相矛盾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每一个教条主义者都是反动派。我时时刻刻都是自相矛盾的，尤其是关于文学的问题。我的工作方法是这样的，如果没有持续不断地自相矛盾，自我纠正，犯下错误，我就绝不会走到文学创作这一步的。如果我没有这样做，我就永远会是写同一本书了。我没有秘诀……
吉伯特：你有写小说的方法吗？
马尔克斯：方法并不总是相同的，我也没有一种寻找小说的方法。写作的行为是最不重要的问题。困难的是将小说组装起来，根据我对它的看法来解决它。
吉伯特：控制这个过程的是分析、经验还是想象，这你是否知道？
马尔克斯：如果我试着做这样的分析，我想我就会丧失大量的自发性了。如果我想写点东西，原因就在于我觉得它值得表达。更有甚者……如果我写一个故事，原因就在于我会喜欢读它的。实际上，我是着手给自己讲故事的。这就是我写作的方法，然而，尽管我有一大堆这些东西——直觉、经验或分析——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我却避免深入探究这个问题，因为不是我的性格就是我的写作系统会使我尽量防止把工作变得机械呆板。
吉伯特：你的小说的出发点是什么？
马尔克斯：一个完整的视觉形象。我想有些作家是以一个短语、一个想法或一个概念开始的吧。我总是以一个形象开始的。《枯枝败叶》的出发点是一个老人带着孙子去参加葬礼，《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是一个老人在等待，《百年孤独》是一个老人带着孙子去集市探寻什么是冰。
吉伯特：它们都是以一个老人开始的……
马尔克斯：我幼年时期的守护天使就是一个老人——我的外祖父。我的父母亲没有养育我，他们把我留在了外祖父外祖母的家中。外祖母过去常常给我讲故事，外祖父带我去看东西。这些就是我的世界从中得以构成的环境。我总是看见外祖父向我展示事物的那个形象，现在我能意识到这一点。
《霍乱时期的爱情》（2007）
吉伯特：那个初始的形象是如何展开的？
马尔克斯：我让它炖着……这不是一个很自觉的过程。我所有的作品都是孵化了好多年的。《百年孤独》是十五年或十七年。我现在写的这部作品是很久以前就考虑起来了。
吉伯特：用多长时间写它们呢？
马尔克斯：那是相当快的。《百年孤独》写了不到两年——这我认为很好。从前，我总是在疲劳的时候写作，在其他工作完成后的空闲时间里写作。既然我没有经济压力了，除了写作就无事可做了，我就喜欢在我想写的时候，感到有那种冲动的时候，奢侈地享受一下它了。关于活了两百五十岁的老独裁者的那本书，我是在用不同的方式工作——离它远点儿，看它要往哪儿去。
吉伯特：你的写作修改得多吗？
马尔克斯：这个嘛，我不断地在做更改。我把初稿痛痛快快地一口气写出来，之后就在手稿上做很多修改，制作副本，再修改。现在养成了一个我认为不好的习惯，我一边写作一边逐行修改，这样到了一页完成时，实际上它就可以交付出版了。即便是一个污渍或一个笔误，那都是不允许的。
吉伯特：我不敢相信你是这样有板有眼的。
马尔克斯：特别有板有眼！你都无法想象那些稿纸有多整洁。我有一台电动打字机。我唯一有板有眼的事情就是我的工作，但这几乎是一个情感问题。刚完成的那一页显得那么漂亮，那么整洁，用一处修改毁了它，那就可惜了。但在一周之内我就不在乎那么多了——我只在乎我真的在做的事情——然后就能对它进行修改了。
吉伯特：那校样呢？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只改动了一个字，不过，南美洲出版社的文学编审帕科·波鲁阿（Paco Porrúa）跟我说，喜欢改动多少就改动多少吧。我相信，理想的事情就是写书，交付出版，之后进行修改。当你把东西寄给印刷厂，然后阅读这个印成铅字的东西时，你似乎就迈出了极端重要的一步，不管是前进还是后退。
吉伯特：作品出版之后你会阅读吗？
马尔克斯：第一个排印本送达时，我会搁下手头要做的一切事情，立刻坐下来——通读一遍。它已经变成和我熟悉的那本书不同的一本书了，因为作者和作品之间有了一个距离。这是我作为读者第一次读它。眼前那些字母不是我的打字机打出来的，它们不是我的文字，它们是走进外部世界、并不属于我的别样之物。第一遍读过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读过《百年孤独》了。
吉伯特：你是如何定下书名的？会在什么时候决定？
马尔克斯：书迟早会找到书名的。这不是一件我认为很重要的事。
吉伯特：你和朋友谈论你正在写的东西吗？
马尔克斯：如果我和他们讲点什么东西，原因就在于我对此不太有把握，通常我不会让它留在小说里的。我从听众的反应——通过某种奇异的电流——知道它是行还是不行。虽然他们会诚恳地说“太妙了，棒极了”，但他们眼里有某种东西告诉我说，它不行的。我写小说时，我对朋友们来说就是一个可恶的人，比你想象的还要可恶呢。他们必须容忍这一切，之后，读到那本书时，他们会感到吃惊——正如写《百年孤独》时那些和我在一起的人感到吃惊的那样——因为他们在书中找不到我告诉他们的那些小插曲。我把被弃之物拿出来谈论了。
马尔克斯 Gabriel Garcia Marquez 1927年3月6日－2014年4月17日
吉伯特：你写作时考虑读者吗？
马尔克斯：我写作时考虑的是四五个特定的人，他们组成我热心的读者群。考虑什么会取悦他们或什么不会取悦他们，我增加一些东西或删减一些东西，作品就是这样缀合起来的。
吉伯特：你工作时积累的材料通常会保留下来吗？
马尔克斯：什么都不保留。出版社通知我说，他们收到了《百年孤独》的第一稿，这时梅塞德斯便帮助我将一抽屉的工作笔记、图表、速写和备忘录扔掉。我把材料都扔了，这样不仅成书的方式不会让大家知道——这是绝对私密的东西——而且防止那些材料被人出售。出卖它就是出卖我的灵魂，我不打算让任何人这么做，连我的孩子们也不可以。
吉伯特：你最喜欢自己的哪个作品？
马尔克斯：《枯枝败叶》，我写的第一本书。我认为从那时起我写的很多东西都来自它。它是最具有自发性的，是我写得最困难、技术性资源较少的作品。作家的把戏，下流的把戏，当时我懂得少一些。在我看来是一部相当笨拙、暴露弱点的作品，但完全是自发的，而且有着在其他作品中找不到的一种脆生生的诚意。我完全知道《枯枝败叶》是如何发自肺腑地倾泻于纸上的。其他的作品也发自肺腑，但是我做过学徒了……我写它们，我煮它们，我撒上盐和胡椒粉。
本文摘编自
《加西亚·马尔克斯访谈录》
作者： [哥伦比亚] 加西亚·马尔克斯 / [美]吉恩·贝尔-维亚达 编
译者：许志强
出版社：南京大学出版社·守望者
出版年：2019-07
